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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拓片对齐鲁文化传播BOB综合体育APP官网下载

时间:2022-11-24 06:55

  【摘 要】山东古代碑刻有着悠久的历史,不仅在全国存世数量最多,而且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和书法艺术价值,是齐鲁文化的瑰宝。其中拓片技艺在体现和提升山东汉魏碑刻价值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旧拓中齐鲁先贤的题跋,同样是优秀齐鲁文化的体现。

  山东汉魏碑刻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秦王朝江山稳固,数度东巡,“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史记·秦始皇纪事本末》),由此开启了中国古代树碑立碣的传统,两千多年一直绵延不断。山东省现存的碑刻以汉碑和魏碑居多,且保存相对完好,内容丰富,在全国存世数量最多。据统计,山东现存汉代碑刻 92 件,其中包括传世作品在内,数量几乎占全国现存汉代碑刻总量的一半,主要集中在济宁、泰安等地,近几年在枣庄、淄博、临沂、济宁、潍坊等地又陆续有出土。魏碑是我国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称,大体可分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刻石四种。在山东发现了很多此时的墓志,同时,山东地区摩崖刻经更是稀有的书法艺术瑰宝。康有为所说北朝书法的三大宝库,除河南龙门外,莱州云峰刻石和邹县四山刻经都在山东境内。山东省的北朝摩崖刻经个性突出,气魄宏大,主要集中在泰峄山区,其中泰山经石峪刻经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佛经摩崖刻石,此外还有徂徕山北齐刻经等。由此可见,山东汉魏碑刻在历史研究和书法艺术方面都具有极高的价值,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齐鲁文化的瑰宝。

  首先,山东汉魏碑刻中蕴含的大量有关、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礼俗、地理等方面的信息,历来为史学家们探史、证史的第一手资料,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如刻于东汉中平三年(186)的《张迁碑》是汉谷城长张迁的颂德碑,出土于今山东东平县东平湖北岸旧县镇(即汉代谷城所在地)。碑文在对张迁为谷城长的政绩进行歌颂的同时,也详细描述了汉朝末年的历史,其中“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独全”的记载真实记录了汉末黄巾军起义对当时东平国以及谷城县的影响。再如,从山东博物馆藏《李璧墓志》中可以看出李璧为鲜卑族,通过与中原汉族大姓联姻而日益汉化,是我们研究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大迁徙和各民族融合的重要资料。同时,志文中所载北魏孝文帝向南齐借书一事,证实了搜集儒家典籍、吸收汉族文化,是北魏统治者汉化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南北文化逐步融合的关键所在。被称为“魏碑三高”的《高庆碑》《高贞碑》和《高湛墓志》则为我们了解北魏时期渤海高氏世家大族的发展状况及其与皇室之间的姻亲关系提供了更多的依据。

  其次,山东碑刻在书学方面也被推崇至极。目前所存世的百余种碑刻体现了由汉代隶书进而发展为章草、行书和真书的隶变过程。北魏书法是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渡性书法体系,对隋唐楷书体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历代的书法家在创新变革中也多从其中汲取有益的精髓。山东碑刻是这一时期优秀作品的代表,它们形体成熟,风格各异,深为书界所重,其中方拙朴茂、峻抒凌厉的《张迁碑》《衡方碑》,典雅凝整、法度森严的《史晨碑》《乙瑛碑》,奇古浑朴、诡谲多变的《鲁峻碑》都是学习书法必临之拓本。《礼器碑》被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翁方纲奉为“汉隶中第一”,牛运震称其“有汉分隶之独步也”;清代书家王澍认为《史晨碑》《乙瑛碑》和《礼器碑》可以为学碑的要则,学隶应从《史晨碑》入手,取其严谨,“以正其趋”,“中之乙瑛,以究其大,根之礼器,以正其变”;清方朔以为《史晨碑》“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张猛龙碑》碑文书法结字长方,笔划方圆兼用,横平竖直中多有变化,被誉为“魏碑第一”。云峰刻石位于山东省莱州市东南,现存北魏刻石16块和北齐刻石1块,总结了书法自篆隶以来,特别是北朝初期书法创作的经验,在魏书创作上开创了新的领域。其内容丰富、体裁多样,有题名、游记、铭告、诗文、颂德碑等,既有四五字的简单题名,也有字逾千言的宏篇巨制。其中最富盛名的当数《郑文公下碑》,刻工精巧,字迹清晰,世所罕见。邹城铁山、岗山、尖山、葛山摩崖刻经合称“四山刻经”,是北齐、北周时期著名书法家刊刻在花岗岩石壁的佛经和题跋文字,其字隶楷相间,方圆兼备,古朴雄浑,被古代书法家誉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为书法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主持书刻的郑道昭也被清人奉为“北方书圣”,与王羲之并驾齐驱。

  在清代金石学的推动和促进下,许多书家反对一味地崇尚帖学,强调学习书法尊崇汉魏碑刻,形成了清代影响深远的碑学。至清末民初,碑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出现了吴昌硕、康有为、赵之谦、张裕钊、李瑞清等大批碑学书家,曾熙、沈曾植、黄宾虹、沈尹默、吴玉如、白蕉等书法大家也走上融碑化帖的道路。齐鲁书法大家中的桂馥、黄易则由篆刻创作闻名,进而以临习汉碑著称。

  山东汉魏碑刻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和书法艺术价值,但因其体量太大不可移动或难以移动,除在碑刻所在地可以直观地欣赏和研究外,其他人难以睹其真容。其中,碑拓对山东汉魏碑刻价值的再现和提升做出了重大贡献。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就已产生了碑拓技术。过去的丰碑巨碣多为名家所书,其拓本多称为“帖”或“碑帖”,其中“帖”专指将名家墨迹刻于石或木版上传拓供学书之用的刻帖,“碑”则指古代碑刻之拓本,是用纸、墨和传拓工具从古代碑刻上捶印其文字而生成的文字印纸,又称为“拓本”或“墨本”。碑刻长年裸露在外,自然和人为损坏往往导致碑刻残缺破损、字迹漫漶等,这种情况下,碑拓就成为碑刻文字得以保存的重要载体。如山东邹城尖山摩崖刻石为三段隶书佛经,共 25 行 300 余字,经主为汉丞相韦贤十九世孙韦子琛等,年代为北齐武平六年(575),1959 年兴修水库时该刻经被毁。徂徕山北齐刻经中的光化寺将军石刻经,石高 1.9 米,宽 2.4 米,上刻《大般若经》,石上原有的“阿弥陀佛”“大空王佛”等刻字早已毁于工程建设。所幸的是,这些碑刻文字都有拓本存世,使得碑刻内容得以存留。所以,碑拓作为碑刻文字的拷贝,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碑刻的原貌,有效地保存碑刻的文字,真实地再现齐鲁汉魏碑刻的独特魅力。

  越早期的拓本越能将碑刻原文相对清晰、完整地记录下来,因此,研究临习汉魏碑刻者都以能得到早期精拓本为一大幸事。古代金石学家偶获旧拓,往往仔细审视,考其本字,论其时代,辨其优劣,每有创见,往往题跋批注。目前存世的山东汉魏碑刻旧拓以清拓为主,其中许多由如陈介祺、黄易、刘喜海、高凤翰、吴大澂、王献唐等收藏大家或鉴赏名流过目经手,所作批校多是对此拓的鉴别考订,所写题跋则多是书法、碑学理论的深刻阐释。前辈名人学者的批校、题跋已成为重要的文献资料,给山东汉魏碑刻锦上添花,使其更具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拓片便于携带,可复制、影印并出版等优势,使其在山东汉魏碑刻艺术的推广和传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材质坚硬,翻刻石碑或墓志、摩崖十分困难,相比之下,制作拓片则相对容易。自从传拓技艺产生以来,拓片轻薄的特点给碑刻的流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在印刷术产生之前,拓碑就是一种复制和传播文字的重要方法。大多数山东汉魏碑刻都有多个时代以至同一时代的多种拓本流传于世,极大地促进了碑刻文化的保存、传播和推广。另外,拓片不仅可以复制,还可以影印出版。

  清末民初,西方的影印技术传入我国,包括石印技术、珂罗版技术(又名玻璃版)、铜锌版技术和网目版技术等。石印技术首先用于印制书法碑帖,其印制的书法碑帖因价格低廉深受学习书法者喜爱,其数量之多难以统计。后来,珂罗版技术传入中国,采用此技术印制的碑帖比石印本更精美逼真。当时,影印碑帖的商务印书馆、有正书局、文明书局、求是斋书帖局等大多集中在上海,这些书局邀请日本、德国的技师来华传授技术,也派人出国学习并引进印刷机械,为碑帖影印业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至今,碑帖影印技术仍是复制碑帖的重要方法。近年来,现代高科技电子分色技术,即采用光电扫描方法对碑拓进行分解扫描,并根据色彩三维空间理论和图象信息处理理论进行处理,所获取的图象信息,用以出版高质量的碑帖。

  从近年来国内和国际博物馆展览交流状态来看,愈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愈受外地和外国博物馆的欢迎。汉魏碑刻是能够体现齐鲁文化的重要元素,拓片的诸多优势使碑刻走出山东,在省外或国外展览成为可能。举办碑刻拓片展成本低又简便易行,一般对外推广展览的支出主要由以下两项费用组成,一是展品的运输成本,二是展览的陈列设计和制作成本。碑刻拓片具有高保真效果、轻薄易带等特点,展览选用的碑刻拓片大多经过托衬,或装裱为装轴,或装帧为册页,方便进行运输,开支很少即可成行。另外,经过装裱的拓本在陈列中几乎不需要辅助展具,可以采用挂画线悬挂展示,也可以采用磁铁等方式吸附于展墙上,还可以平放在小型平面展柜中进行展览。

  碑刻拓片展的观众群体比较广泛,有历史研究者,有书法爱好者,也有普通观众。一种文化要传播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并使其深入人心,必然要对其进行长年累月的研习。博物馆可以在展览之余加入拓片制作的互动环节,有助于人们直观地了解拓片制作的过程。还可以定期举办临摩汉魏碑刻的书法比赛,鼓励习书者临摩汉魏碑帖。参与者可以在此类活动中加深对山东汉魏碑刻的理解和认识,细细体会和揣摩齐鲁文化的博大精深。

  由于碑刻在古代主要依赖碑帖传播,访碑拓碑就一直为古人尤为明清学者所重视,学者们常常互相交换、借阅捶拓来的碑帖。范式碑原于魏青龙三年(235)正月立于山东济宁,隶书,碑主范式,字巨卿,山阳郡金乡(今山东金乡县)人,累官荆州刺史,迁庐江太守。山东博物馆藏有清拓《汉范式碑》册,为经折本。书衣上有王献唐题签,内有其多处批校,钤其印15方;扉页有吴毓庭(1846—1910)题签;碑帖上另有“姚氏伯卬”朱文章。姚氏伯卬为姚元之(1773—1852),字伯昂,号荐青,安徽桐城人。由此可知,此清代《范式碑》拓本,曾经姚元之、吴毓庭和王献唐过目,流转多地,传播甚广,碑帖对碑刻传播的推动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山东汉魏碑刻是齐鲁文化的瑰宝,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和书法艺术价值。但其体量巨大难以移动和质地坚硬难以复刻的特性限制了其传播,所以碑帖应运而生,拓片具有便于携带,可复制、影印并出版等优势,在碑刻艺术的推广和传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碑刻价值的再现和提升做出了重大贡献。未来如何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利用碑帖的优势,发掘新的形式和内容,让镌刻在碑石上的文字活起来,使其成为齐鲁文化的使者,让山东汉魏碑刻文化为更多人所识,仍需要继续思考和探索。BOB综合体育(平台)app下载